□  段文戈  聂楠

　　巍峨天山下，博尔塔拉河奔流不息，岸边的冲积平原上，屹立着千年遗址——达勒特古城，即中外行记中记载的“孛罗城”。如今，作家钱建军以古城的沧桑兴衰为脉络，借助千年流转中遗存的文物珍宝，为这座“破城子”重建了血肉与灵魂。这部以传奇故事与边疆风貌织就的宏伟史诗，仿若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城池里。

　　在这宏大的叙事中，最动人的并非城邦的最终命运，而是深陷其中的个人，如为爱献祭的王玉正，在创伤中重生的王安荷，他们如何背负记忆，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各自救赎的故事。来自中原皇室的王玉正，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矜之气。他为人低调却腹有乾坤。他有勇有谋，当在黑风口与吉日霖身陷重围之时，率先冲锋，以出其不意的攻势杀出重围；他情深义重，为给吉日霖锻造一柄配得上她的宝剑，不惜踏遍三百余眼清泉、深入百座幽深洞穴，用双目化出的神石作为磨刀石，历经九十九个昼夜淬炼，终成“寒星吉日绵绵剑”；为了协助吉日霖建造酒窖，这位曾经的白面书生褪去儒雅，磨砺出乡野村夫般的粗粝面貌，白日揉捏陶土，深夜亦不敢深眠，唯恐窑炉有任何闪失。最后倒在喀布剑下的他，看到吉日霖逃出生天，想必也会为她而满足地阖上双眼。

　　在流离中扎根孛罗城的王安荷，其本身更是一部行走的传奇。她携着迷离的身世，以“汉娜”之名与海达相爱，在边疆的风土中淬炼成长，饮着天山的雪水，说着地道的方言，言行举止深深浸染着边地的烙印，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原的血脉。当她历尽艰辛，终于从“汉娜”回到“王安荷”时，这场身份的转变，却是她人格中的最后一道升华。她来自中原，属于中原，她成长于边地，亦属于边地，她的存在，正是边疆与中原血肉相连的明证。

　　她那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她极为清醒且在当时堪称先锋的婚恋观。正因自己饱尝童年流离与生存磨砺之苦，她在成为母亲后，对女儿吉日霖的命运才有了一种近乎执着的守护。正如书中所言：“经历了太多磨难的汉娜，多希望女儿安稳一生啊”然而，她的“安稳”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听从内心的选择——“女儿要找自己喜欢的，爱她的男人才行，绝对不能凑合，凑合的日子还不如一个人过。”这位在夹缝中生存并最终掌控了自己命运的女性，体悟出了极具现代性的婚姻智慧。她的婚姻观，是她坎坷半生凝练出的精神结晶，是穿越苦难之后的生命体悟。王安荷与王玉正这对姑侄的传奇经历，正是书中众多故事的缩影，我们可由此一窥书中的恢宏壮丽。

　　不仅是个体的命运，书中弥漫的深刻哲思也同样引人注目。当尚田其深陷于菲克复仇的焦虑时，他试图用酒精寻求慰藉，却只换来一片混沌与迷茫。作者于此则冷峻地指出：“人生本就充满着不可预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声无奈的叹息，正是作者对命运无常的清醒认知。而当年迈的“花豹”“猪猪”逐渐老去，依然年轻的吉日霖蓦然意识到“原来相聚之日已走在告别的路上”。这些散见于各处的思考，闪亮于故事的字里行间，精准地反映出了人在面对命运、时间与失去时的困境与思考，让人掩卷，回味悠长。

　　除了瑰丽壮阔的风景描写，小说在想象与现实的尺度把握上更见功力。在作者笔下，书中常有神话般的情节，如海达走过“九个马站的距离，看了九次太阳九次月亮”，王玉正与蜘蛛对话，王玉珠听懂植物的低语，这些超现实的意象，为故事披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然而，作者又总能以扎实的历史细节与严谨的细节描写，将叙事牢牢锚定在现实之中。援引诗人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瞬间将读者拉回唐朝的诗韵风华；而对拓羽炼制百炼钢时“风箱承受不住高温的压力，才产生了爆炸”等工艺细节的翔实描写，则赋予了小说令人信服的真实质感。这种神话与现实交织的描写，让孛罗城的故事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沉甸甸的历史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达勒特古城不仅是古时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和丝路繁荣的铁证，更是现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的物质载体。小说通过历史叙事承载“保护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的当代文化使命，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理念在文学中得到生动展现。

　　《孛罗城》创作于当下，却发生于过去。这部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复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化叙事。合上书页，耳边仿佛仍能听见博尔塔拉河的奔流之声，它流经历史，汇入现代。钱建军以文学之名，写出了毛泽东诗词中“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的时空交错感。他将达勒特古城从一处考古遗址，转化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符号，生动诠释了边疆与中原自古以来的血肉联系。它让我们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一句口号，而是源自历史深处、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共同记忆与情感。